直至2025年，芬蘭已連續八年蟬連世界最幸福國家排行榜冠軍。而其他北歐國家同樣名列前茅，但最幸福的國家，憂鬱指數就比較低嗎？讓我們透過在芬蘭定居的英文教師Dr Nicole，來看一看她與她眼中的芬蘭人是如何面對冬季憂鬱來襲。
從求學、家庭到教育現場，探索芬蘭人的壓力來源與解方
早早就消失的日光，雨雪交織的空氣，替大街小巷鋪上一層暗色濾鏡──這是英國出了名惱人的冬天。
「讀博士那幾年，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『憂鬱』這兩個字。」Nicole回憶，有一天，她抱著一摞書踏出圖書館，天色陰暗、雨勢不歇，突如其來的低落讓她一路哭著走回宿舍。「當時搬到更北邊的城市後，冬天三、四點就天黑了。博士班沒有課，要自己讀書、找seminar、約老師討論…其實滿孤獨的。」
從20幾歲離開台灣求學，再到芬蘭工作、定居，Nicole已經在北國生活了數十個年頭，談起剛離家的自己，笑容裡仍帶著些微餘悸。
如果說求學時期讓她初嚐氣候帶來的心情起伏，那麼後來在芬蘭的教育工作與成家育兒歷程，則讓她更清楚看見：北歐人的心理健康如何受到制度與文化深刻影響，以及在漫長的冬季裡，他們替自己找到哪些對抗冬季憂鬱的解方。
幸福與憂鬱並存的國度
根據牛津大學幸福感研究中心與民調機構蓋洛普(Gallup)合作發布的《世界幸福報告》，芬蘭已連續八年蟬聯冠軍。然而在Nicole的描述中，若芬蘭人聽到「Finland is the happiest country」，多半不會挺胸自豪，反倒會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。
不僅因為芬蘭人向來低調謙遜，Nicole認為，更深一層的原因與幸福問卷的設計有關——幸福感多半反映受訪者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。在富足安定的北歐，基本需求被滿足、重要價值獲得尊重，分數自然偏高。
「但怎麼說呢？第一世界人會有第一世界人的煩惱嘛。」她笑著補充。
芬蘭的憂鬱症盛行率長期偏高，自殺與酗酒問題亦時有所聞。「知足」不等於「常樂」，或許才是這個國家更貼近現實的註腳。
Nicole指出，台灣人口密集、競爭激烈，許多人從小忙於達成目標、符合他人期待，較少有機會停下來問自己是否快樂；相較之下，芬蘭社會與制度高度重視心理健康，反而讓人更容易覺察自身的情緒狀態。
「不管是學校還是職場，憂鬱症對他們來說不是不能談的話題。尤其這幾年特別強調兒童的情緒教養。」Nicole分享自己的育兒經驗：在芬蘭，小朋友從出生起每年都有一次成長檢查，而從四歲開始，檢查時會安排十幾分鐘讓孩子與護士單獨相處，家長不能陪同，「我在外面等的時候心想：她才四歲耶，要聊什麼？後來才知道，他們會透過互動，觀察小朋友的自我表達能力。」
芬蘭人重視家庭，政策上也支持新手父母暫停職涯、為孩子投入更多時間。但同時，他們也極度尊重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，包括幼兒；青少年離開家庭的年紀更是早得驚人。
「有一次我同事說，她八歲的兒子要自己在家裡待幾個小時。我問她兒子在家裡要做什麼？她竟然回我說：『他也需要有自己的個人時間啊。』」
這對當時還沒有小孩的Nicole來說，無疑是一記巨大的文化衝擊。
而當孩子滿15歲後，芬蘭父母普遍不再干涉他們的生涯規劃，包括是否繼續升學、學校選擇等，也無權查看部分資料。因此，父母能參與兒女的未來到什麼程度、提供多少協助，往往取決於孩子性格與家庭親密度。
雖然Nicole認同這樣長大的孩子獨立自主、責任心強，但同時也會思考：過早離家是否讓青少年在心理尚未完全成熟時，就要扛起太多生活挑戰與經濟壓力？在這樣的環境裡，他們能否找到討論、求助的對象？
穩定與尊重背後的隱憂
或許，北歐的情緒隱憂，就是埋藏在這樣的文化基調中。當穩定與尊重走到極致，便容易形成停滯與疏離，因此，一旦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出現裂縫，人們的心理韌性便承受巨大考驗。
「我覺得，芬蘭人對於變化，不是能夠適應得很快。不像台灣人，我們對環境是很敏銳、很能應變的。」Nicole指出，芬蘭人最近一次經歷戰爭、動盪，已經是七、八十年前的事，他們的生活平靜、步調緩慢，「沒有人餓死、路上沒看到什麼遊民……雖然貧富差距還是存在，但這個社會不太會讓你看到。」
地廣人稀、競爭不強，也讓芬蘭人對變動的憂患意識格外薄弱，「他們不會去想『萬一怎麼樣』，也不太會未雨綢繆…因為基本需求都被滿足了，就不用擔心太多嘛。」
如此背景下成長的芬蘭人，在Nicole的眼中，顯得保守而固著，害怕改變，並且抗壓性低。
「你知道嗎？北歐有過勞耶，而且過勞比例還滿高的！」她笑了出來，「我有些同事，動不動就在請過勞假。」
工時不長、要求不嚴，到底是在過勞什麼呢？Nicole認為，芬蘭職場上的過勞並非來自於工作量，更多是心理層面的原因：缺乏成就感、缺乏發展空間、缺乏「被需要」的感受，「整體呈現比較低迷的狀態，所以一點點小事就讓他們覺得壓力很大、難以負荷。」
遭逢低潮時，若是有前輩的提點、家人的關懷，甚至三五好友相聚吐吐苦水，負面情緒可能就稍微緩解了，但在人際疏離的芬蘭，這可能也是個挑戰。這裡所謂的「友善」，不是熱心主動地伸出援手，而是「給你足夠的隱私，尊重你的空間」。
自己的情緒自己消化、自己的難題自己面對──談到北歐文化中經常被提及的「個體主義」(individualism)，Nicole以教師的立場提醒，「這可能可以幫助你，但也可能會害到你，每個人需要自己拿捏。」
以家人間的相處為例，Nicole分享，當婆婆來探望孫女時，給孩子吃進口中的任何東西，都一定會先徵詢Nicole的同意。這樣細緻的邊界感，對習慣婆家、娘家緊密往來的台灣人而言，十分陌生，也讓Nicole反思：當年輕人離開家後，他會不會覺得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？當每個人都被認定是獨立個體，也就被期許能獨自解決所有問題。
「像我們家前兩天洗衣機壞掉，我第一個反應是……要不要買新的？能不能找人來修？而我先生卻是立刻站起來，去拿工具箱。」Nicole笑著說。
積極建立多元支持網絡
「靠自己」是優點，但「不求助」就會成為問題，尤其在尊重個體的北歐，有時似乎忽略了差異之下每個人不同的需求。
在課堂上，Nicole曾經有一位聲音異常低沉沙啞的學生，期末報告時，有些老師認為表達能力不佳必須扣分，Nicole卻主動約她課後聊聊。
一聊之下才知道，她在八歲喪母後，聲音就忽然改變了，父親再娶組成新家庭後，也沒有太過關注這個問題，有時課業壓力大，她甚至會完全失聲，雖然有就醫，「醫生竟然跟她說，她不是靠聲音吃飯的，這不是生病，也沒有影響到生活作息，那就不需要治療。」
回想起學生因為受到關懷流下的眼淚，Nicole既心疼也有些悵然，「因為邊界感，大家不去過問你有什麼『不一樣』，同樣的，也不會主動問你是不是需要幫忙，是不是需要溫暖。」
了解學生的狀況後，Nicole建議她諮詢心理醫生，至少拿到一個證明，在有需要時能夠解釋她的「不一樣」，讓她的表現能夠獲得更合理的評價。
「我都會提醒學生，真的不要怕主動求助，當你向外去連結的時候，可能在過程中也會幫助到別人。」Nicole不厭其煩地強調。
當然，即使不擅長求助，芬蘭人也有他們安放情緒的方式。常年與青少年相處的Nicole觀察到，運動、興趣是他們對抗憂鬱的重要武器，「這個習慣是他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的，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我自己到芬蘭後也學會織毛線，陪伴我度過許多漫長的黑夜，也讓我認識不少芬蘭朋友。」
走出黑暗找到溫暖的光
「他們有很多緩解情緒壓力的撇步或建議啦，但不會特別強調季節性憂鬱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憂鬱的原因，冬天的時候倒是比較常看到宣導要吃維他命D，因為就是沒有太陽嘛。」Nicole輕鬆地調侃。
北歐的憂鬱，看似來自季節，最終仍要回歸到人真正的需求。因為不管冬天多漫長，真正讓人走過黑暗的，不是陽光，而是連結──與自己、與他人、與一份能讓人持續前行的力量。
「我常常跟學生說，面對未知，你至少要有個地圖，去想你的終點在哪裡，現在不知道路沒關係，當腳踩在地上，可以向前走，就不會慌張。」確立生活目標，找到心理的支點，曾讓Nicole擦乾眼淚，撐過博士班的寒冬，也期待這份飄洋過海的信念，能夠陪伴更多孩子走得更遠。
Dr. Nicole Ivarsson-Keng
在海外不同國際大學從事教育工作超過十五年。目前是唯一一位在芬蘭的大學教授英文的台灣人。在教學同時也擔任職涯與人生教練講師。十年來，她在芬蘭的生活不僅帶來跨文化交流養分，也讓她體驗到「幸福國度」的真實樣貌。Nicole擅長以親切、真實又具啟發性的分享，帶領大家從異國視角重新思考教育、職涯的創造力，以及讓你找到 work-life balance與自我領導力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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